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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不同是由第一个不同决定的。如果你的目标模式仍然是计划价格体制,调整价格就必然是主要的手段,大部分产品是不能放的,放了还能有计划价格体制吗?而如果你的目标模式是市场价格体制,以调为主就是不可行的,调是不可能调出市场价格的。这个逻辑关系对理解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是非常重要的。

据悉,中证可持续发展100指数又被认为是ESG的2.0版本,原因在于其不仅在原有E(环境)、S(社会)、G(治理)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经济效益(E)评估维度,而且将社会(Social)指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,进行了改良,最终形成3A(Aim、Approach、Action)的评估框架,以沪深300指数的成份股为样本池,评选出其中100只在经济、社会、环境、治理方面综合价值高的上市公司,反映符合可持续发展投资理念的A股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,旨在为投资者找到长期可持续的优质投资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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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方面,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国内宏观去杠杆,工业企业在生产安排上表现出谨慎性,这导致工业用电需求迟迟得不到改善。另外,环保的严格监管也加剧了工业用电的增加。以唐山为例,为了退出74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,唐山市要求进行环保攻坚战,辖区内的钢厂、焦化厂均有政策性限产要求,该区域内的工业企业用电负荷随之下滑。

第三,部分三四线城市库存由“去”变 “补”,人口净流出区域长期风险积聚。在“去库存”背景下,三四线城市销售形势趋好。统计局公布的4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情况显示,三线城市住宅销售面积在2016年进入快速增长时期,当年增幅达到19.75%。2017年涨幅开始明显超过一二线城市。因此,开发商也开始积极在三四线甚至级别更低的城市大量购置土地。在同策研究院监测的111个城市中,71个三四线城市在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住宅面积成交了4.68亿平方米,而同期新增住宅规划建筑面积达到4.76亿平方米,土地供应超出住宅销售量,“去库存”变成了“补库存”。同期,一线和二线城市的规划面积库存呈现负增长,增速分别为-28.07%和-12.26%,原本库存不高的一二线城市更加剧了库存紧张的局面。

1982年春天,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又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。开学不久,第一次“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”在西安进行,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,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,结识了茅于轼、杨小凯等人。茅于轼在会上讲的“择优分配原理”和杨小凯讲的分工理论给我很大启示,使我对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。从这年秋天开始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办了个“读书班”,系统地自学《微观经济学》。读书会每周一次,我自己同时给大家当“老师”。这个“老师”的角色迫使我真正搞明白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---“价格理论”。期间,我还读了萝丝和米尔顿·弗里德曼的《自由选择》一书。到1983年,对市场价格的信念已扎根在我的脑子里,所以当经济学界还在争论按“生产价格”定价还是按“成本价格”定价的时候,我已是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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